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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体验金娱乐场-手工艺的景德镇时光
2020-01-11 13:09:26 阅读量:2489| 作者:匿名
[摘要]主笔/葛维樱 摄影/蔡小川手工薄胎在熊家传到了第五代,熊国安的工作,深夜才刚刚开始在景德镇的制瓷业中,科技总是举着看不见的手。现在的景德镇,出现了3d打印实验室,还有来自全国全世界的材料市场。“不是某个人的手艺,而是千年来景德镇工匠们传下来的手艺。”手工艺人的生产与生存,在景德镇一直是高度市场化的。陶瓷从土壤生长出来的1000多年里,景德镇的生产环节一直没有中断。

18体验金娱乐场-手工艺的景德镇时光

18体验金娱乐场,寻访陶瓷手工艺,叙述的链条要从工业时代开始。

主笔/葛维樱 摄影/蔡小川

手工薄胎在熊家传到了第五代,熊国安的工作,深夜才刚刚开始(蔡小川 摄)

在景德镇的制瓷业中,科技总是举着看不见的手。现在的景德镇,出现了3d打印实验室,还有来自全国全世界的材料市场。2008年“非物遗”第一次征集申报时,竟然在景德镇手工艺人中遭到了冷遇。“任何一个行当都找得到高手,这是一个完美的手工组成的大产业链。”当这个产业链,在百年里遇到新的科技,多元的合成材料,是否改变了陶瓷的属性?

宋应星所写的景德镇“七十二行”,到民国时期的8业36行,而最新的官方整理出版的工艺流程,代表不同工序的手艺人的135个项目。“不是某个人的手艺,而是千年来景德镇工匠们传下来的手艺。”景德镇非物遗中心的主任高斌告诉我。

不仅没有弱化,关键环节越做越精。手工艺人的生产与生存,在景德镇一直是高度市场化的。陶瓷从土壤生长出来的1000多年里,景德镇的生产环节一直没有中断。从工到艺,社会认知近年也在变化。高斌说,“美术”曾经在制瓷行业里包揽了大量高级别的人才,随着文化审美意识的提高,人们对于“工”的看重,又回到了瓷的本质。

拉坯动作轻巧流畅,眨眼间冯绍兴已为泥土赋予了生命(蔡小川 摄)

看冯绍兴拉坯,一坨红褐色的瓷土,随着他脚下踩踏的节奏和手里顺延的抚摸,从泥土的样子,越来越显出了身姿,到最后成型时他的手小心地最后一托而起,那泥巴小碗上的曲线,竟然好像在他手上兀自未停,直到一两秒过后,碗身才静止下来,和人的视觉合二为一。

“人对于材料,要运用本能的技巧。也就是人身上的206块骨头怎么动。”不久前他刚刚“pk”过日本来景德镇的陶艺大师。他虽然跟主席访问团出访过,也曾经公开在电视上教郎朗拉坯,但是内心里还是对“表演”有些不自在。“日本代表的致辞非常谦恭有礼,中国在唐宋是文化偶像,话锋一转,明清时期日本陶瓷就开始了辉煌。”

冯绍兴并没有想太深,“既然从专业理解的高度来,交流就交流”。他抽了支烟,换了身工作服,走进去。五分钟不到,他做出了宋元明清四个代表器物的坯。“敬业我尊重日本,但是这并不代表工艺手段你就厉害。”对方终究因为材料不同没能做出来,“作为景德镇人,我一直生长在一个很高标准的体系里。年轻的时候我越想做好越难达到,自尊心在景德镇的公论中早就已经锤炼起来了。”

冯绍兴的手细嫩柔软,我从没握过这样的男性的手。“泥巴是软的,怎么去掌握泥巴,全在你的手上。”行内有个自古以来的说法,拉坯最需要童子功,要8岁开始拉坯。从小把手练成屈握的形状,一辈子都能和泥巴打交道。“手上有功夫,心里要干净。”

冯绍兴入厂那年15岁,如果按旧行规,已经达到了儿童学徒的上限。“我爷爷自己不教我,但找了最好的拉坯师傅。老师的起点,决定了我的起点。”他每个礼拜还偷偷回学校去听课,内心委屈。“虽然家里几代人都在做瓷,可是我那个年代已经恢复了基础教育,我学习成绩还可以,但爷爷很坚持。他觉得手艺可以陪我一辈子。景德镇人更笃信这个说法,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傍身。”

三宝山边依然留存的用水车来制泥“不(念dun)子”,冯绍兴从炼泥开始就有自己的章法程序。配不、化浆、淘洗、过滤、稠化、陈腐、踩炼,得到一块块方砖一样白色的不子。陈腐时间是为了让泥巴里的有机物腐烂,产生腐殖酸,更容易塑形。到踩炼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好像踩出了一朵泥巴的大花朵,“菊花心莲花瓣”,要用脚从外往里,环形挤踩,“三道脚板两道铲”,这样的泥巴细密极了,才能用来制坯。如果是以前的坯房,要用房檐下收集的雨水来和泥。冯绍兴把厂搬到三宝的山下,正对着红黄缤纷的山丘,并且自己打了一口60米深的井。“现在我们喝水和造瓷都用这口井了。”

碎瓷片是景德镇陶瓷手工艺沉默的实物教科书(蔡小川 摄)

不仅是手,冯绍兴的眼睛瞳仁很深,好像自己带了一个可移动的屏障,一进入自己的世界就不再被干扰。胎骨由原材料和拉坯来决定。“线条,厚薄,匀称,张力,好的教育教出的是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

冯绍兴在建国瓷厂期间,厂里曾经接手任务,替故宫复制展览品。因此冯绍兴看瓷器,先看最根本的东西。“我先从胎骨上看,不同的时代,坯的松紧和旋路都不同,人用手工拉坯,底座的转速有多慢,泥旋转出怎样的线条,手指头的角度和力度也不同。有了胎骨,这才能出‘器型’。”他极为热爱古典各时期的器型,拉坯的时候琢磨的是几百年前,为什么人会做出这样的“黄金分割线”。

起初的六年冯绍兴按爷爷的吩咐,先学做人。“师傅喜欢你,给你机会。”冯绍兴深受师徒制精髓的恩惠,“不是现代人不聪明了,而是师傅和徒弟,彼此都失去了耐心,你要给师傅慢慢观察你的时间,别人看你做得很快,实际上你漏洞很多。”一个合格的拉坯师傅,“一板一眼,身上干净没有一点泥巴,动作轻巧,手脚灵活”。

“你得改变这个是体力活的想法,而是变成享受,手上有高度的敏感。”他成了厂里最被大家喜欢的孩子。“老师傅们8点上班,我7点到,扫地、收拾工具、烧水。每个人的杯子里沏上茶。老师傅往座位上一坐,那口茶正好香甜不烫口。”可是对他的手艺评价并不高。“很多同期甚至比我晚的,家里都有点拔苗助长的比较心态,都已经会做好几种器型了。我却一直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连一个鸡蛋都画不好。”“景德镇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高手如云,茶余饭后,徒弟们就是谈资。”冯绍兴一直觉得自己跟着最好的师傅,却没给师傅脸上增光。

他几乎是一瞬间成长了起来。“突然有几天我就开窍了。以前是用力,后来就会用心了。不仅基础做得漂亮,连从来没上手的器型也能做得又快又好。而且轻松、流畅,事半功倍,不用专门去掌握什么秘籍,一通百通。”

“明代的玉壶春瓶,瓶口不张,圆中带硬,而清代更匀称、丰满,口径也缩小了。”很长时间里,冯绍兴躲在师傅的名头之后,并不张扬。“有三年的时间我完全沉浸在热爱的手艺里,不觉得自己达到了什么成就。但是90年代以后,瓷厂进行体制改革,我开始去各企业给人拉坯,手艺一下子曝光了。”

1996年十大瓷厂全部倒闭,6万工人失业。冯绍兴却很轻松,“我把自己定义成专业人。我在厂里一天的工资只有50块,出来以后一天的工资是1000块”。大量私人作坊制瓷商展现出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我的第一桶金就是这么挣的。当时景德镇也开始走灌浆、浇铸的规模化生产路线了,可是我的手艺却只有不断涨价”。

“手的动作是瓷器上的情感线索。从泥巴开始,手摸过去,你就懂了,蒙古人的瓶子,为什么把脖子拉长了,到了明代,器型又开始出现了敦厚感。手的动作,工艺里,包含人的美好希望。尤其是我们从小学到、看到的瓷器,大部分都是陈设瓷、艺术瓷,即使是生活用品,也并不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的,而是不断锤炼出美的触觉。”

在机械化流水线进入景德镇的年代,“前些年日用瓷被廉价品冲击过,但是景德镇保留下来的不是一个人的手艺,而是无数个人、无数道工序”。冯绍兴很自信地说,这就好像日本电子表和瑞士表的对决,东西会说话。他也从不觉得手工艺有矛盾的地方。“机器和手工艺在陶瓷里是不同的层次。手工内部也有层次,并不是都好。”

“表面的落后和闭塞,给手工艺制瓷带来了天然的地理优势。”在景德镇听冯绍兴这样的行家说瓷,最常用的比喻词汇都带着温度。从骨架的匀称气度,到血肉的丰满优美,到皮肤的细洁如玉,这些瓷的特质,从人的手中,在泥土里生长出来,是千年来对于瓷器美的共识。

手艺的价值开始有了新的不断发展的载体。御窑厂1918年正式停产之后,景德镇的民间的“全手工业”体系,解放后十大瓷厂与工业化的结合,再到1996年完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尽管景德镇的瓷产品在不断随着审美和市场变化,手艺却能独善其身,从不断更新换代的产品中脱离出来,展现出自身的价值。

利坯时需要绝对的安静,刀尾贴在耳朵上,靠走刀的声音判断胎体的厚薄(蔡小川 摄)

“手工维持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有个性。”在景德镇维持着手工业的一个标准:计件化。说出自己的年产量,使每个采访对象都犯了难。熊国安有一件父亲熊友根留存的薄胎黑彩碗,“几十年里烧坏了无数,也就得了这么一个”。

“七十二行”并不是一个虚数,默默的高手隐藏在评价体系之中。每个人都背负着被行家里手注视的无形压力。真正的高手并不臧否他人,他们甚至在语言上习惯了保留,必须和对方比较的那种“商业语言”从没出现过。“一看到有客户,马上就离开。”“可以请人给自己做,但不能互相合作。”在景德镇越待越觉得,这里并不是一个让任何外来者都能闯出天空的江湖,而是手艺人互相树立着“沉默规矩”的老派的人情社会。

拉坯给了泥土原始的生命力,在利坯师傅的手中,追求的是胎体的薄与美。熊国安把耳朵贴在刀的根部,“听刀在胎上走的声音,如果是‘噗’,说明还是太厚了,如果是‘嘶’,说明走得开始薄了,越往后,声音变化越细微”。利坯这道工序里,最惊人的是,师傅眼睛很少盯着泥胎,而是用耳和手。“视觉关闭,用听觉和手感。”

薄胎瓷源于宋代影青,以“尝作卵幕杯,薄如鹅卵之幕,莹白可爱”,薄如纸是对薄胎瓷的要求,泥料掺入滑石子、长石和石英。我一直以为薄胎有专属的固定工具,可以把人的双手从托举泥胎里解放出来,没想到无论大小,熊师傅就这么长达四个小时地用一只手固定在底座上,说万分小心也不夸张。手里拿过的瓷器从厚到薄,熊国安的手,培养了一种对厚度的敏锐,他对于薄胎的形容很朴实,只是告诉我难的不是方法,是耐心和决心。

我看到的却是精准到可怕的细节,一个玉壶春瓶,瓶口、瓶身和底座基本等分为三个部分,肩、口等部位要有一点点蓄泥,这一毫米薄度的胎体,全部削好之后,三块泥胎合为一体,肉眼几乎看不出蓄泥。上釉,再送去高温烧。连接三部分的胎体薄厚的均匀度,如果有一点差别,最后的烧造过程中就会全毁。我在熊家的陈放柜上看到几件极薄但是却烧得歪七扭八的薄胎大件。“做十件未必烧得成一件。”他倒是无所谓把这些失败品拿出来玩,“不是想让人夸多薄,而是想让人看看多难。”

“利坯练的是‘阴功’。”晚上12点是熊老二(景德镇人给熊国安的外号,他在熊家兄弟里排老二,实际上加上姐姐排老三)开始工作的时间,“手机静音,家里没有电话,也没有人敲门。”但我看他双眼炯炯有神,并不像长期睡眠不足的样子。抽烟喝茶以外,他的白天大量时间都在睡觉,下午则是磨刀,琢磨瓷器的聚精会神的时间就是深夜的四个小时。

绝对的安静,对于利薄胎,对于利坯师傅来说是最关键的条件。即使是最小的一个酒盅,他从粗坯开始削,进入最后一毫米的关键时刻,也需要好几天时间。“心里有事、身体有病的人不能做,所以薄胎从来不接急活。”

利坯的第一步是磨刀,熊国安12岁跟着父亲熊友根开始正式学徒,刀磨了三年。熊友根在景德镇是薄胎大王,30年代生人,因为进厂,只留了自家老三学徒。熊国安因为正好符合当时对传人年龄的要求,开始了艰难的童子功的训练。但是他的儿子女儿虽然都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但都没能复制他的经历。

直到现在,利坯也买不到现成的刀。“因为瓷器的造型和弧线千变万化,所以刀必须跟随器型变化,这叫‘咬刀’。”熊老二首先给我展示的是他的百来把刀。“今天不行,明天来,我的刀至少要磨四小时。”刀分为板刀、条刀、挽刀、底足刀、外形刀等等,这些刀是用钢锉和钢条磨旧,更像是一种尖锐的刮泥器。

咬刀是通过工具把刀用手“咬”出贴合瓷器的弧线,每一个造型的弧度,都是专门为器型贴合而做。“好的薄胎瓷,要很柔和的暖,微微冒汗”的视觉感。在薄胎上再施以青花、粉彩、黑彩、釉中彩等等,才是景德镇行家们的功夫。景德镇民国时期的名家作品,很多用的是熊友根的薄胎,只是当时留名只到画工,利坯师傅的名字,只是内行的认可。直到今天,熊家还在为名瓷做利坯。很多知名的高端瓷都在熊家定做瓷胎,甚至是父亲利坯,儿子绘画上釉的成品。位于手工艺链的中前段的利坯,在制瓷当中仅仅是精湛的一环。

熊家很多年里位于制瓷链条的中前段,近几年才开始自己做成品薄胎瓷。正因为没有依附于工业化,个人的创造性才在景德镇陶瓷业当中留存下来,认真、严谨、谨小慎微和不事张扬。十大瓷厂的时代里的工序,在市场上得到了完善的保留,制胎、画、彩各有细分,做毛笔、写底款、为细金彩制造金粉、生产匣钵、搬运用的草绳、为柴窑做大木作……1996年十大瓷厂一刀切破产,留下的是6万产业工人,很多人把技术带去德化、佛山。个人作坊遍地开花。“目前陶瓷行业的中小企业仅注册的就有5000家。”还不用说那些每周一鬼市、周五六的陶溪川夜市、周日的乐天市集等等容纳了大量“景漂”的数字。

传统支撑着景德镇。手工艺意味着每一个行当都是一个研究不尽的“方法”。熊家为观复博物馆定制的瓷器售价不菲。“一个设计方案想落地,景德镇从器型到画到烧,全部可以勾连起来。市场拉动了生产链条,把人的水平和技术通过商品实现了。”这几年手工制瓷的市场也在变化,衡量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从“大师之名”转向了“工”。“一个粉彩的发色特别好,一个填彩的技法好,烧得平整,或者青白瓷特别薄,纯正,这些‘工’,以前很弱势,没有强话语权。”传统工艺,而不是传统产品,正在焕发自己的生命力。

“景德镇手艺是有市场定价的,这体现的是手工艺本身的生命力,而不是靠政府砸钱维持的。”

颜色釉大师邓希平(蔡小川 摄)

“朗红”是御窑厂专属,物罕价昂,景德镇以外没有条件再加工。“高温颜色釉女王”邓希平年逾古稀,满头银发,却有着老知识分子的快人快语和潇洒真诚。邓希平特意把我约到她的个人工作室,而不是那片2400平方米“邓希平艺术馆”里去。这个地处市场里的平易的小白楼,放着她的宝贝,进出都要锁门。没有豪华的古色古香的陈列环境,我看到的却是著名的“紫光阁四物”。

“瓷器一直被划入美术领域,而不是科技领域。”邓希平骄傲的是1980年,她任建国瓷厂副厂长时烧出的那件华国锋主席访日送给日本天皇的朗红美人肩瓶,并不只有美的价值。近几十年里,这件朗红美人肩瓶的另一件,一直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重大成果,前往全世界展出。一辈子烧造朗红,邓希平在陶瓷领域是第一个以“科技进步”获奖的得主。她在70年代复烧成功的钧红,后又成功复烧的朗红,至今仍位列国家领导人出访国礼中,并摆入g20主席会客厅。

“明如镜,润如玉,赤如血”的朗红,仿佛初凝的猩红血色,光彩夺目。工艺精湛的标准是“朗不流”,也就是从上到下的釉色越来越深,却不过足。和釉上彩、釉下彩这些重装饰的瓷不同,颜色釉洗练沉静,没有图画。只用天然原矿配置釉料,烧成的颜色追求窑变和宝石般深深的光泽并不容易。明代永宣祭红,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已经做不出来了。为了恢复猪肝色的宣德红,矾红、铁红等很多颜色出现,接着就是郎廷极在景德镇烧制成的朗红。

郎窑红釉美人肩瓶(蔡小川 摄)

与低温烧造的釉色不同,景德镇吸取了其他名窑的风格,实现了上百种颜色釉,其中高温釉色里最难烧造的就是红色,从永宣红到祭红、祭蓝、鳝鱼黄,一直是御窑厂生产的专利,一是必须烧到1200摄氏度以上,二是釉料的配方复杂、多变,“百窑难得一件”,失败率高。含有氧化物的天然矿石为颜色釉料,铁、铜、钴烧出不同的色彩,这是基本原理。此外,还有紫金土、乌金土、白银、黄金、红宝石、珊瑚、珍珠等多种天然原料加入。

“若要穷,烧朗红。”朗红烧造古时就不计成本。难以把控,因此生产量少,但却占据了故宫收藏比例最大的种类。在故宫收藏中,颜色釉几乎都是小件。历史上价值更高的朗红,把红色向前推了一大步,首先是釉色的鲜艳,在强光照射下才能呈现鲜红之感,自然光下是深红色。釉下开片,是前所未有的鲜艳。

70年代烧制朗红的成功,使邓希平成了景德镇稀少的、走科技路线的知识分子手艺人。釉料配方在景德镇一直是“一家一釉”。属于家族里世代相传一直为生的饭碗。但邓希平说这种配方并不是固定的配法。“烧的不是一个配方,而是一个东西。景德镇的方子多的是,跟药方一样,都是要根据情况调整。”她强调的,反而是对于每次烧造颜色釉的“不可重现”。含硅酸盐的天然矿物釉料给瓷烧就的颜色具有天然的宝石结构。

“手工和科学做加法,这就是我做的事。”邓希平喜欢上颜色釉,并非一开始的打算。1964年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时她的工作是分配到上海,随着轻工业部将陶瓷研究所,连人带单位并入了景德镇。她的手工艺之路,是以科学的方式进入了“行当”。

被认为是核心机密的釉料配方,在邓希平看来正是好玩的不确定性。“景德镇手工艺的科学总结第一次是在1954年。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和中国签署的合作资料中,景德镇颜色釉已经在陶瓷研究所当中进行过了物理性能分析,从加工到烧,把主要的分析记录都完整做成了资料,作为交换精密仪器的条件。”此后10年,每年都有分配到景德镇的大学生。景德镇尽管老师傅人人明白烧造的工艺,但是要用科学理论解释清楚却并不容易。1964年,武汉大学毕业的邓希平,和同济建筑系、华东工学院玻璃专业等五个大学生分到景德镇,就下了工厂实验组。实验组将手工艺技术向科学化生产进行转变的实验进行了很多年。高温颜色釉是其中的最高成果。“朗红”得了科技部的国家级技术进步奖,在景德镇的手工艺陶瓷领域,这不仅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实验组将颜色釉分成单独组,将邓希平分给青釉大王和窑变大王两位老师傅学徒。手工艺行业里的师徒制,在工厂里被严苛而精准地保留了下来。“我们一起进厂的大学生一共五个,都跟了师傅。”让这些世家传徒谈何容易。这些被召集进组的老师傅被给予了最高规格的待遇和荣誉。“老师傅都拿双倍工资,比厂长还高,一个月90~100块钱工资,每年发一套呢制服。”邓希平说,“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手艺教给大学生,不能教给自己的孩子。”

1973年,景德镇复烧钧红失败,停产三个月。“其实就是因为手工成型为了技术进步,改成了铸浆成型。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却怎么也上不了颜色釉了。”当时的思维是单向的,“成型已经确定是技术进步了,只能从釉上下手。”邓希平既不是祖传的手艺人,而且经过三年下放,才刚刚回到厂里。

为了烧制朗红,坐落在御窑场之上的建国瓷厂,号称景德镇十大瓷厂的“母厂”,是景德镇真正御窑的继承者。因为70年代复烧朗红成功,景德镇建国瓷厂开始批量烧造颜色釉,一直把柴窑这样的“奢侈品”烧到了1995年。“专门为了烧颜色釉,才复烧了柴窑。”计划经济时代,柴窑成为颜色釉手艺行当的专属奢侈品。一次烧柴的成本是七万斤,而且必须是松木柴才能烧到朗红所需的1300摄氏度,“柴是派给各公社的任务,只要主干,枝丫都不要”。

青花瓷是官民窑都能烧,朗红却是官窑独占的技术,也是景德镇的看家本领。御窑厂停产之后,景德镇的各个行业工种并没有消失,相反,民国时期景德镇从事陶瓷手工业的工人达到了20万人,从圆器、镶器,到柴窑、釉色,长久以来的72道工序,使民国时期出现了不少手工艺世家。长期封闭,给景德镇造就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人才,周边人不断来寻求工作并持续生产,到解放后十大瓷厂,容纳了相当大部分的以景德镇为主,包括周边县镇的传统手艺人。十大瓷厂将大量工匠吸收进入职工体系。除了大量工业化生产,最顶尖的手艺保存在几个实验组、研究所当中。等于先做了一次筛选,把极其精华的保留了下来。

景德镇进入气窑时代,建国瓷厂为颜色釉试验了五年,到1995年停止了柴窑。“烧成制度的改变,窑形的变化,把‘气氛’完全变了。”不同烧成制度下,比如柴窑,温差非常大,窑变就很奇妙。“但一个柴窑只能有10%的体积烧朗红,它只能位于温度最高的地方。最底下放茶叶末釉,半中腰放祭红、釉里红、青花才行。”梭式窑的温差小,就烧不出柴窑的味道。

邓希平没有像“现代颜色釉”制造者们那样,对于釉料上色语焉不详,她非常明确地划分了,天然矿物原料,和提纯合成配出的颜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合成的颜色成分杂质少,基本上是纯净的化合物,而颜色釉瓷的颜色,比如铜矿石,含铜1%,90%以上是天然矿物原料带进来的其他物质。”不是染的,而是烧的。对应不同泥料,要做大量的经验式的尝试,配方也必须不断进行微调。

计划经济时代最辉煌,90年代改制后也最落寞。建国瓷厂因为身处御窑,改得十分彻底,“一寸土地也不能变卖,因此最穷”。几十年里国营瓷厂做的作品,市场上其实难得一见。在一本彩印的小产品目录中,我看到了非常多形式多样的精美瓷器,很多是外销瓷、定制瓷。因此大量雕刻、釉彩、烧造、拉坯、利坯这样精湛的手艺,并没有加入工业化大生产,也并没有遭到冲击。

萝卜尊小赏瓶(蔡小川 摄)

卷口斗立盏(蔡小川 摄)

雕刻半刀泥的王水彬在胎体上刻花几乎是一笔。“不能打线稿。我手里大概有1000来个青白瓷上的花纹。半刀泥是宋代的块面关系,有一个立线,是用来达意的,线条高度概括。刻法很流畅,每一笔都简练明快。”以印花、刻花和堆塑为主的青白瓷,半刀泥是一种以刀为笔的刻画工艺。“看一个瓷片,能从下刀的速度里,感觉到那时的师傅是兴奋还是愁苦,有了这种情感,临摹和理解就是技艺的磨炼了。”半刀泥的纹样和虚实,用在青白瓷这种最像玉的瓷器上,有一种神奇的视觉感,让莲花、竹叶甚至小虫,都有一种投影在窗的浮动之感。

王家兄弟是景德镇独树一帜的另类。王水彬是景德镇青白釉的传承人。却并不是世家传承,也不是瓷厂技术人员。如果要找一个来路,这对出身景德镇的兄弟,是最早进入收藏鉴赏领域的年轻人。王水彬在上海的大学紧张进修着文化部对“非物遗传承人”开设的课程。在酒店公共的客厅里,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开始绘制景德镇的宋代窑址地图。“这里是湖田窑,现在一说宋瓷,就说湖田,其实远远没有把窑址都涵盖进去。”青白瓷在宋元以后渐渐式微,我提起永乐的甜白釉,他却有些避讳“仿古”。“我也在试验,但非常难。目前这个领域的秘密还是没能以手工破解。” 王水彬早年以收藏作为主业,1999年自己开始建设柴窑,自己设计和修造了三口形式不一的柴窑,“可以说是一直失败着,这几年才刚刚找到了一些窍门和思路,我才觉得进了青白瓷的门。”

从80年代考察湖田窑,河流两岸的宋代古窑开始,他们一直固执寻找自己的领域。“顺着小南河往上游去,盈田、玉田、柳家湾等到处都是宋窑。”我问他怎么知道不是民国繁盛的民间窑口,“民国窑已经很先进,窑口不断加大,而宋窑依山而建,窑口很小。窑里烧过的砖、土,出‘油’色都不一样。能看出当时的温度是怎么升高的”。进入宋瓷领域的王家兄弟很早就开始琢磨青白釉了,“科技越来越发达,景德镇陶瓷的文化意识却没能继续向上”。

在景德镇明清御窑厂,建国后十大瓷厂的体系里,已经没了青白瓷的踪影。1989年哥哥王尚宾在苏州开古董店,在上海福佑路跳蚤市场里,偶然碰到了一个江西老乡,来卖一套四件的酒盅。“摆了三天,卖100多块,说是饶州窑,卖不出去。”王尚宾说,当时市场上只有青花和粉彩,景德镇的小作坊也主打仿古,也是青花和粉彩的天下,没有宋瓷。这种素净的宋瓷,既没有仿品,也仿不出来,买回去给他的老师,苏州知名的老一辈鉴定师龚明勋看,才知道这就是湖田窑。兄弟俩从此陷入了这个家乡的小门类,从江西,到福建,把一个山脉的窑址,都找出了连接。“我们就是纯粹想知道怎么烧的,带回来土、瓷片仔细研究、对照。”

王氏兄弟复制了宋画中的器皿,每年还举办“宋宴”(蔡小川 摄)

对于哥哥王尚宾,景德镇周边,沿河100多公里的两岸,堆积层里是大量的宋瓷知识。“不仅有窑址,碎瓷片,还有当时的匣钵,窑炉工具。我们到当地就找村里的人,找窑厂、房、材料和布局,在堆积层上打个洞下去。”现代的长石釉对于宋瓷来说太过于透明了,而宋代的草木灰釉,就是景德镇周边植物烧出的。“自然发色的灰釉,真的不是用颜料调出来的,颜料也调不出来。”而且青白瓷简单,一个黑点也不能见。“很多人用添加剂来让釉色更青或者更淡,但是我们不用。必须用最传统的方式,老老实实地试照子(上釉试烧的小瓷片)。”用球磨机打磨泥料,再画画烧制的那种粗糙的景德镇瓷器正在渐渐没落。

“瓷是中国人对泥土的理解。你用水用手脚去淘洗捣练,泥土才能一点点有生命力,并不是大师画得好就美了。”他们要的是本质的美,“一说审美分歧就太多了,那我们就把本质做好。”王水彬用20多年时间研究复制了15个宋代香炉。到了瓷博会上,附近大学生创业的团队屡屡创下当日成交的佳绩,没有拿出任何商品的王水彬,等来的是一个日本考察团。“第一天一个人来,后来越来越多人。” 王水彬收到了日本文化团来专程考察的申请,“我不想卖”。他想在此之前,将这套香炉捐赠给中国陶瓷博物馆,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回复。

青白瓷考验的不仅是颜色,更考胎骨。因此他们觉得青白瓷回到了瓷的本质,首先要求的是“质”。“我们得用矿层更深的泥料。”我问王家用哪里的料,他们笑了,“你问任何一个景德镇的师傅,都不会告诉你具体的位置。其实料并不贵,难在寻找和实验。这还得有专业做泥的师傅来替我们找,又是另一个专业领域。”

半刀泥只用一把死角刀,就有17种刀工刀法。王水彬在一毫米薄的胎上刻画莲花,直接在半干半湿的泥上走刀,尤其是内刻的时候,刀极其难放,“力道一错,这个杯子就废了”。和薄胎一样,他也只能用手来固定器物,“从外往里的功夫容易,从里往外难,半刀泥、利坯都是如此。”

在工艺上,“明清时期的釉上彩、釉下彩、珐琅彩等等装饰工艺,大都是北京宫廷画匠的杰作。但是湖田窑的青白瓷,从胎体到烧造,都是景德镇完成的”。1999年他们建窑,一直到2008年才第一次做出了青白瓷的作品。“每年至少烧7窑,每次花费六七万元,全部都是自己花钱,没有赚一分钱。”王家兄弟的泥料和釉料都是自己做,但是前端手工则是请人,他们给自家的利坯师傅开出的年薪堪称景德镇最高,这才留住了人。青白瓷因为近年对于纯粹、文雅的审美观的回归,热度不断上升。王水彬说,自己的产能产值在景德镇陶瓷行业只能算非常有限的。“我们做不了太多,不是市场不好,是做不出来。”

瓷器只要放在耳边一敲,就知道烧成温度是多少。他们复原了《文会图》等宋画里的所有瓷器。“宋代的器型已经很完美了,不需要突破。后来的瓷器只是装饰不同,并没有把宋代的东西破掉。”

通过一点点的复原,王家兄弟发现,制瓷手工艺链条当时已经做了完美衔接。南宋对于陶瓷手艺有局、法、技之说。“陶工、匣工、土工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有其技。秩然规则,各不相絮。”

浮梁山里的柴窑,胡家旺带着伙计们要守在这里四个日夜,烧造小件青花瓷(蔡小川 摄)

已经进入冬日的景德镇山中,竟然蚊虫不少,形成了一片暖烘烘小气候。我们的车离开景德镇市区一个多小时,一直开到了一个地图上没有地名的山窝里。顺着一堆大石头左转,走上小路,看到越来越多的木材堆积在一片窑房边上,我才确定这就是胡家旺让我们来的地方。带我们去的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省运会开幕式的最后的火炬就是他点的嘛”。我们这天正好赶上闭幕式,胡师傅为了烧窑没有参加闭幕式,手机里是世界冠军们纷纷请他合影的照片。“可能我年纪最大吧!”

“七月半后北风紧”,是景德镇柴窑的一个口诀,大部分柴窑的窑口朝北,让风力和火力,把窑里的空气的压力、熔点、釉流动的节点进行完美的结合。秋高气爽的时节里,朝北的窑很容易烧,只要观察火焰,结合窑内高度结构,就知道火力循环的火路如何。

胡家旺是景德镇最出名的柴窑把装师(蔡小川 摄)

胡家旺是景德镇“50年出一人”的最厉害的柴窑把装师。我之前找了几幅窑位图,以为他看火轻轻松松的,可以给我讲着故事,结果他眼睛一直对着火,不耐烦我的打扰,“不要拿古代的东西来问我”。难怪我看到陶瓷行业的记载,说烧窑时禁止说话。胡师傅告诉我,女性既不能进去搬东西,也不能上窑顶去看火。我有些失望,跟他烧了42年柴窑的江师傅劝我,他的脾气是“好的时候特别好,差的时候吓死人”。

“窑是越来越先进的,现在的气窑电窑都很先进了,陶瓷上其他的工艺不好说,但是窑确实是越来越科学的。”胡家旺不愿意对柴窑和先进的窑进行比较,他态度相当傲气:“你说好就好吧,我觉得都一样。”窑前是堆成大堆的苹果香蕉,餐桌上是现炒的八个菜,所有的蔬菜都是本地现采,把装落座不等任何人,身边的几个老师傅还在喝一小杯白酒,他立刻回到了火前面。

“火要盯着看,自己看出学问,不是我给你讲。”他说话声音很大,眼睛时刻盯着火焰。其他人还在间或玩玩手机,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力。摞好的匣钵像一根根柱子,我们看的这个马蹄窑不大,里面有四根柱,正烧的是小件的青花。胡家旺听说我们早上去了陶院的阶梯窑,马上要照片来看,看完却不发一语。胡家旺的日程接近半年是全部被预约满了。“我自己没有窑,给人家打工的。”

山中静静地守着炉火,不能睡觉,也不能说话。无论眼前的人多么百无聊赖,也不能影响他对火的注视。“等等!”工人刚要扔两个柴进去,就被他喝止了。又过一两分钟,火势比起刚才稍微高了一点点,他才点头,让加了尺把来长的两片柴。我曾经去过台湾的柴窑,和景德镇所见的马蹄窑完全不同。“里面烧什么你不要问我,我只管火。”

还在溜火阶段的柴窑温度在400摄氏度左右(蔡小川 摄)

他吐唾沫的绝活,却特别厉害,从柴窑顶上的小洞往下吐一口。“唾沫掉下去的速度,在火焰里蒸发的形状,这就是判断匣钵里瓷器里怎么样的凭证。”虽然现在都有电子控温了,但却达不到他的唾沫的精准。为了保持他的绝技,他从不吃大荤腥。采访了两个来小时以后,看起来百无聊赖的手下们,突然在柴窑面前支起一个长架子,并且把柴整齐码了上去,胡家旺只点头,或阻止,离火口两米左右距离是他的位置。

烧窑大过天。1958年,13岁进入建国瓷厂柴窑工作的学徒胡家旺,到现在已经形成一套“人工合一”的仪式感。虽然我看古书上,对把装师傅敬如神明,景德镇的窑神童宾,就是烧窑不成以身投火而成了当地的信仰。马蹄窑左侧果然有一个神位,供着的正是童宾。“你想供财神也没关系。”眼前这位景德镇最老资格的把装师傅,却非常讨厌故弄玄虚。对我说的那些连连摆手,却不怒自威。

我听说胡家旺的竹躺椅是绝对不能挪动,更不能坐。“椅子算什么,以前有一个专门给我端椅子的,厂里也有,我走到哪里,椅子怎么摆,要一直跟着我。而且不能学艺。”现场确实只有这一把竹躺椅,上面铺了棉被,地上只有两三个小板凳,其他人都谦让,也不敢当着他坐着。把装师傅的规矩最多,记载非常繁琐,把装师傅如何不能动手,有多大的人事权、话语权,连老板备下的荤菜都有规定的。现场三四个老工人师傅都是他从厂里带出来的,但是很明显,他们之间有严格的距离感。

给他拎凳子的,是此柴窑老板的弟弟。小伙子说,自家的马蹄窑完全是胡家旺设计和监督修造的,全景德镇的柴窑,如果能请得到他,精品率才有保证,哪怕是花费极高也值得。这样的马蹄窑,前面溜火的时间里,温度还没升起来。但是到了夜里火就时刻得盯住。

烧柴窑需要日夜不停地看火投柴,这将是一个不眠之夜(蔡小川 摄)

“从打杂到把装,整整用了15年。尤其是最后两个阶段,各干了两年三年。”

那是最关键的时间,绝对不能偷懒,有了这15年的基础,胡家旺的烧窑手艺成了景德镇最拿得出手的手艺。从镇窑的第一次复建、复烧,到迄今每年几个月的烧窑期,胡家旺都是把装师傅。

作为国家级传承人,胡师傅有一个十几人的柴窑团队。他去年做了腰椎手术,第一次拄上了拐棍儿。爬上窑顶时他完全不要我搀。也许是为了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突然举起一个我连两个手提起来都费劲的大匣钵,二十几斤重的东西两手举过头,像杂技演员一样,居然在头顶上把匣钵快速转动了起来。“几年前我还能同时转几个,一摞上百斤一起转。”

“明早来吧,焰火冲天。”黑暗中他终于对我微微一笑。景德镇烧窑最好的季节,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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